朱之锡的事迹不禁令人想起春秋时期齐国的晏子（晏婴），他认为“廉者，政之本也”。只有把“廉”当作为政的根本，才能充分体现出来“廉政”一词的含义。晏子的廉政思想最突出的表现是重民与爱民，强调统治者自身廉洁的重要性。朱之锡作为被清朝七位皇帝嘉奖的清代副国级官员，恰恰把廉洁自律诠释得淋漓尽致，无疑是和晏子一样的政治家、实干家。本文将通过八个部分探寻朱之锡忧勤惕厉、克己奉公的路径，解读他的牢记使命、不负韶华的为官之道。

科举成绩出色，顺治身边辅佐

朱之锡是浙江义乌梅陇朱氏第15代孙，在八百年前的南宋时期和笔者（第26代孙）有一个共同的祖先。这位宗族前辈在短短44年、治河10年的生命历程中可谓夕寐宵兴、励志冰檗，留下光彩照人的一生，其扬清厉俗、廉顽立儒的工作精神激励和鞭策着后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朱之锡是义乌市义亭镇陇头朱人，老家坐落在离城西40里的义乌江畔，风景优美，从前的陇头朱村也雅称梅陇里。明朝天启三年（1623）农历十二月初七，朱之锡出生在北京，字孟九，号梅麓，他从小聪明绝伦，与众不同。父亲朱三凤从小求读于私塾，后投奔在北京亲眷并经商。

朱之锡的母亲沈夫人虽是名门闺秀，但持家节俭，自从嫁给朱三凤后，对两位古稀之年的公婆服侍周到，贤惠有加。母亲经常亲自督促朱之锡诵课习文，如果儿子深夜背书还不精熟，她就彻夜不睡，一直守着他陪读。

明崇祯十年（1637），朱之锡14岁，父亲朱三风带朱之锡回家乡陇头朱，拜名师方伯昌、朱文垣为师。为使朱之锡能读书成才，母亲“脱簪珥形以资脯修”，卖掉身上的金银首饰、玉镯等贵重物品供儿子读书，朱之锡深感读书的重要，也更加勤奋，学习异常刻苦。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南归家乡的当年，朱之锡就经过了县乡学的童子试，考中秀才，然后是整整六年的寒窗苦读。

明崇祯16年（1643年），朱之锡赴北京，以首科荐举，第二年参加了由礼部主持的会试，经过天子亲策于廷的殿试后， 24岁的朱之锡中了清朝第一届进士二甲第八名，选为庶吉士。按明朝的规定（明英宗以后惯例），科举进士一甲者授予翰林院修撰、编修。另外从二甲、三甲中选择年轻而才华出众者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在翰林院内学习之后再授各种官职。

明代的翰林为政府储材之地，有“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之说，故此庶吉士号称“储相”。能成为庶吉士的都有机会平步青云，如明朝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即庶吉士出身，清朝时期的汉人大臣中亦多出于翰林庶吉士。

朱之锡入翰林院之后并没有因春风得意而骄傲自满，反而更加勤奋工作，加之文思敏捷，气度非凡，待人接物恭敬真诚，因而得到顺治的赏识，屡获提拔。顺治四年（1647），由于朱之锡朝考成绩优异，不久便由庶吉士授以弘文院编修；次年又升为弘文院编修加一级，授纂修六曹章奏；26岁授予会试同考官。

作为清军入关后的首位皇帝顺治，六岁即位、十三岁亲政，属于幼年登基。顺治深感自己勇猛有余而学识不足，决心刻苦学习以提高治国才能，于是就有了“苦读九年”的佳话。顺治为了研读典籍，常常驾临弘文院巡视，有时会来个突然“袭击”。他每次到弘文院都发现朱之锡不是在案犊忙于公务、编纂书籍，就是在埋头读书，十分恪尽职守，丝毫没有懈怠之意。

由于朱之锡学问渊博，剖析历代诸大家之文字条理清晰，至于封事书牍更是了如指掌，矢口如流。顺治对朱之锡的敏而好学精神十分欣赏，经常请教于他，并让他侍读亲政初期的自己。从后来顺治对朱之锡的格外器重来看，朱之锡在顺治的读书生涯和亲政初期，的确起到了重要的辅佐作用。

忠孝不能两全，临危受命“救火”

顺治七年（1650 年），朱之锡27岁时因丧父回乡丁忧三年。什么是丁忧呢？根据儒家传统的孝道观念，朝廷官员在位期间，如若父母去世，则无论此人担任何官何职，从得知丧事的那一天起，必须辞官回到祖籍，为父母守制27个月，称为丁忧。此间朱之锡特聘上门求助的浙江海宁的老秀才谈迁为记室（秘书），为其后来顺利完成明朝编年史《国榷》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也为家乡留下不少的笔墨乡情。

顺治十年（1654）春，进入三十而立之年的朱之锡回京复职，次年（1655年）正月十六，顺治亲自召见会谈。有一天，顺治到院里叫人拿来笔墨，铺开彩色纸笺，要朱之锡赋诗一首。朱之锡灵机一动，拿笔就写下了“禁内盘盂能敬胜，犹怀笔谏效前贤”诗句。意思是尽忠职守，用自己的文才辅佐君主。顺治览后大喜，亲自叫朱之锡坐在自己的身旁，并赐茶交谈，同时又赐给朱之锡衣袍一件，对朱之锡印象更加深刻，不久即升为少詹事兼弘文院侍读学士，冬季升詹事府詹事兼秘书院侍读学士，奉旨纂修《资治通鉴》。詹事府是翰林官升迁的过渡之阶，其实是培养荐举人才的摇篮。

顺治十三年（1656）夏天，顺治在阅读史书纲目时，发现史籍上没有周戚王以前的史料记载，就叫朱之锡续写自盘古到唐尧时代的篇章。当时顺治所看的一切书籍都要经过朱之锡的亲自点校整理。朱之锡升任吏部右侍郎兼弘文院学士后，奉诏清理刑狱，掌管全国官吏任免、考课升降调动等事务，以及官员向皇帝奏事的奏章函牍和皇帝宣诏天下圣旨的起草。顺治外出巡视时，也是喜欢带着朱之锡随从同往。

河南武陟嘉应观中的朱大王朱之锡的雕塑

顺治十四年（1657），天降大任于斯人也，34岁的朱之锡开始走上了治河的艰辛之路。夏初之际，首任河道总督任满退休离职。因大清国成立不久，大运河是兵员南下、粮食物资北上的大动脉，所以治理三河是当时朝廷的头等大事。在这紧要关头，物色一位年富力强、能力出众的官员就成为了朝廷当务之急。因总督河道一职事关重大，朝中亟需选择合适人选。吏部请示何人继任，顺治在博选廷臣时，唯独看中吏部右侍郎朱之锡。

此时此刻，随朱之锡在京的母亲病入膏肓，而朱之锡又是有名的孝子，他唯求送母回乡以尽孝道，故对皇上委以的总河一职重任婉言而谦逊地推让了。但顺治坚持己见，认为朱之锡就是不二人选。同年7月19日，顺治皇帝谕吏部旨：“总河事务重大，必得奇人方能胜任。吏部右侍郎朱之锡，气度端醇，才品勤敏，擢升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总督河道（总督河道是明代中央政府派出的专门为疏浚、开凿、治理河道的钦差大臣，亦称总理河道、总理河槽，后设专职机构亦称河道总督），提督军务。”官级为从一品（从二品以上均是内阁成员，职位相当于现今的副国级），并希望朱之锡能够尽快上任履职，以解国家陷于黄河水患的危难。朱之锡顾全大局，以国计民生为己任，克己奉公，只好为了国家牺牲小家。

朱之锡上任前往驻守济宁治理河道之际，顺治又追封其父朱三凤为儒林郎。儒林郎的官阶在元明清为从六品，是一种有官名而没有实际职务和职事的文职散官称号。

治理黄河决堤是一项费力不讨好而且异常艰苦的工作，运河修复工事虽在冬月水涸之时进行，但一切料理准备工作刻不容缓，又加黄河长堤孟家埠口一处涨溢漫没，堤决崩溃，朱之锡忧心如焚，思忖既然自己已接任该职，就得早日离京赴任，免得延误河事。于是朱之锡决定于九月初九启程。

顺治念及朱之锡人才难得，谕旨在景山召见，并为他饯行。朱之锡到景山，顺治亲自出迎。经过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后，顺治皇帝解下御衣，亲手给朱之锡穿上，并赐给升职用的衣帽、带靴、鞍马等物。

同年十月初八，朱之锡携母离开京师，赴山东济宁总督河署就任，抵达后立即着手开展工作。朱之锡任河道总督第二年，其母亲沈氏不幸病故，他三次想归乡葬母均因河务繁重未能成行。古有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佳话，清初总河朱之锡也留下了“两年任所寄母棺”的美名。

身先士卒一线，竭力治理三河

由于黄河下游进入了冬季凌汛期，天寒地冻，河水结冰，严重阻塞河流的畅通。为全面熟悉河务，朱之锡上任后立即着手开展工作，不辞辛劳走遍黄、淮、运三河两岸，亲临沿线勘察，体察民情吏治，经常殚精竭虑，奔赴一线抢险救灾。由于明末清初几十年战乱，黄河堤防失修，河道往北方向不断决口，漕运受到极大影响。

顺治十五年，今淮安境内的柴沟、建义、马逻多处堤坝并溢，朱之锡驰赴清江浦筑堤堵口。康熙元年（1662年）黄河秋汛，发生一次大洪水，如今的原阳县、兰考县、开封市及曹县石香炉等地，泛滥严重。朱之锡除饬济宁道方兆及堵筑石香炉口门外，亲往河南境内指挥堵塞西阎寨、单家寨、时和驿、蔡家楼、策家寨诸决口，确保了黄、淮、运等诸河总体安全。

在身体力行的同时，朱之锡还多次向朝廷上报各种奏疏，对黄河岁修夫役、料物筹措、修守制度、河员职责和运河的管理运用等问题提出改进措施并付诸实施，同时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提供各类整治河运治河的方略。朱之锡向朝廷提交治理河道的合理建议，奏本都被获准录用。

康熙亲政以后，把河务当作巩固清朝统治的重大政治任务，始终没有放松对水利的整治。康熙元年（1662），朱之锡任期已满，经考核，因功绩卓著，仍为康熙重用。康熙亲赐羊酒文绮，命给告身（委任状），朱之锡进阶为资政大夫，继任总督河道，成了两朝治河重臣。同年，黄河在原武、祥符、兰阳县境内决口，洪水向东淹没了曹县，黄河又在石香炉村决口。朱之锡征召济宁道方兆和董曹县差役赶往河南督办堵塞决口之事。

康熙四年（1664年）二月，朱之锡上书说：“南旺是运河的最高的地方，北达临清，南到台庄。当地水利灌溉和水运通畅全都依靠于四十多座水闸。邻近运河的地方春天少雨，秋天多雨，山东经常干旱，小的山泉大多都干枯，大的泉水也减弱了喷涌。如果官府船只经过船闸，按照规定本应该关闭船闸的时候却强行开闸，致使河水下泻流入下游，造成水患，对此应该加强运河上游的治理，不得私自开闸；到了应该开闸的时候，不应强行关闭闸口，应该加强对下游船只通行时间的安排。”

同年八月，朱之锡上书说：“停止差遣北河、中河、南河、南旺、夏镇、通惠诸分司，归为地方官管理，我认为河流变化得异常多变，治理工程纷繁复杂，工程浩大，天气异常，不是水患就是旱灾，或提前准备防止灾害的发生，或者灾害发生后及时治理。”

在康熙帝执政的最初15年内，黄河决口达69次，黄、淮每次决口都给中原产粮区和江南富庶之地造成惨重的经济损失，直接危及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影响到局势的稳定《清史稿·河渠志》载：康熙元年（1662）五月，决曹县石香炉、武陟大村，睢宁孟家湾。六月，决开封黄练集，灌祥符、中牟、阳武杞、通许、尉氏、扶沟等七县。七月，再决归仁堤。这年黄河连连决口，几成大患。朱之锡亲自驻扎在治河工地上，指挥抗洪抢险，筹划民工和材料，以致手、脚、口都生疮溃烂也不下一线，直到抗洪告成，险情排除。

朱之锡年年如一日，心系三河，尽忠职守，不论哪里告急，总能不惜废寝忘食、日夜兼程地赶到，足迹几乎踏遍黄、淮两河各地，即使积劳成疾也不告假治病调养，以致身体虚弱，形神憔悴。由于他的呕心沥血，策略得当，三河水患得到极大程度的抑制。在他任总督河道的九年中，没有发生过重大水灾，沿河人民得以安居乐业，治河剩余的5万两“余羡”按朝中政策可以自己留下，但朱之锡毫不犹豫地全部交公。

朱之锡治河期间清廉勤政、为民造福的事迹，一度被两河百姓争相传诵。当时奋战在抗洪抢险第一线的大多数是沿河各地的县役民夫，有的地方因连年水灾民不聊生，即使被派遣到工地，也心牵家中老幼，时有外逃现象发生，留在工地者也因食不果腹，又无薪资而萎靡不振。朱之锡巡视河工时，沿河百姓皆拦马陈述苦痛，央求他为民分忧。

朱之锡深知，不改变现状的话治河大业难成。于是多次向朝廷上奏，说明沿河人民之苦，建议体恤民情，合理摊派夫役并发给钱粮，实行以粮代赈。经过他的奏请，朝上谕旨各地，在各重要地段，驻兵防守，以酌减徭役之苦，给两河民众以更多的时间休养生息。沿河民众纷纷称朱之锡是为民做主的一等好官。

尽瘁积劳成疾，中年病入沉疴

朱之锡一生为官清正廉洁，对各地出现的官僚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在任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时，为了严肃吏治，上疏惩治贪官、玩官的朝奏就达15次之多。但是他又心怀仁慈，对被弹劾罢职的官员总是寓仁教于大法之中，尽量给予生活上的出路，遇到经济困难者他就自掏腰包给予资助。因此，被朱之锡处置的官员大都后悔不已，对他的高尚人格心悦诚服。

对在治河工程中表现积极的官员，朱之锡十分珍惜和爱护，例子不胜枚举：他刚刚新任总河时就向顺治奏准《特请岁行举劾疏》，要求各路官员部下必须做到令则必行，禁则必止，赏罚分明，以清吏治，以安民生。朱之锡还按规定对各执掌兵农、钱谷的督抚满一年举劾一次。因此，每年除了弹劾不力官员外，又连续五次向朝廷上奏《申明激劝大典》，对贤否勤怠分别举报，隆重奖励河属各有功之臣。在朱之锡的以身作则下，治河工地上不断涌现出清官好官。

朱之锡深得清朝顺治、康熙两位皇帝的信任，他比自己在翰林院工作的时期更加勤政敬业，虽然身处河道总督的高位，但他经常通过现场调查发现问题，并能实事求是地提出针对性措施解决问题，务求实效，并设专人管理，年度进行考核，效果彰显，比如严格考勤管理，责成相关人员每天如实记录民工出勤情况，严格按考勤发放工钱，奖勤罚懒，这样不但消除了“大锅饭”的陋习，也堵塞了财务漏洞，节约了治河经费。

朱之锡为了治河，一生大公无私，工作到最后一刻，工于何事无不以天下为己任。最催人泪下的是，朱之锡病入沉疴，尚念念不忘三河治理，去世前的最后两天，还写了两篇各近千字的奏疏：他临死前一天已经写好尚未拜发的《患疾日深疏》，读来尤为感人至深：

奏为微臣患疾日深，重任益虞蚉负。吁恳天恩，特准解任调理，以无误河漕事务。臣一介庸菲，狠荷世祖章皇帝拔擢，俾总两河。复蒙我皇上格外殊遇，宠加富秩，滥芋重寄，十载于兹矣。积咎弥多，受恩愈重，夙夜省循。虽捐糜顶踵，尚未足仰酬万分之一。何意蒲柳之姿，天禀本弱，兼之才力浅薄，绠短汲深。每当天时水旱，南北奔驰，忧悸内积，久感怔忡病症。自去春来，心火上炎，跳动不止，饮食减少，恍惚多惊，终夜之间，卧起三四，不能成寐。及后阅历夏秋，前病日剧。偶于入月二十五日，由虞城督工回署，检阅各属公文，痰火上动，忽然眩晕。传医马柏龙，投以姜汤、朱砂等剂，移时方定。此皆本处官役所闻见而共知者。时方决工紧急，空重盛行，黾勉办理，不敢辄以私情渎陈规，自干避之罪。迨至今岁正月初四日，北赴临清勘阅大挑，回济之后，又于二十一日，南阅夏镇入闸邳宿一带，加以感冒痰嗽，过服发散之剂，迄今月余，寒疾虽退，而头晕非常，心胸躁动。批览少久，则耳鸣目紧，眩昏难支，两膝以下寒冷作酸至不可忍。历传医生马相龙、郑国柱等诊视调治。皆云：血气内损，非得岁月静息未易痊。后臣思，人臣以身许国，虽鞠躬尽瘁，义所应尔，狗马疾病，何足上渎宸聪。但河道事务，关系国计民生，何等重大。河工形势变迁百出，钱粮夫料，头绪纷坛，何等繁剧。在臣驽钝之质，平时犹惧，备辕当兹，精神耗竭之余，若因循缄，然日复一日，则所系躯命者，虽征有关军，国者甚钜，万一陨越贻误，臣罪滋大。此巨所以辗转思维而不得不拔沥于君父之前者也。查山东总督臣祖泽溥，河南总督臣刘清泰，俱以患病疏，请调治蒙。恩俞允臣谨援例，冒昧吁陈，伏乞皇上轸念，河漕重寄，卧抱疴之身难以胜任，特准解任调治。敕部速推新督，接管受事，则臣未陨之年，皆皇上再造之赐也。臣不胜恳切思吁之至。

疏中表达了朱之锡治河的坚定决心，详尽地阐述了治河经历和身体的积劳成疾。康熙五年（1666年）二月，朱之锡与世长辞的时候，连撰写奏本的最后日期都来不及写。朱之锡从中进士到因公殉职整整20年，历经顺治、康熙两朝。他是清代第二任河道总督，任职期间，尽心河务，鞠躬尽瘁；采取宽立堤防、慎挑引河、完善水闸、加强帚工、建设柳园等一系列措施来治理黄运两河，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此外，他以河务为政事，革除陋规；立碑于道，严禁官吏苛待民工；为民昭雪、平反冤狱。朱之锡治理黄河、淮河、大运河十载，淡泊名利、心系社稷黎民、视国计民生为己任，每每驰驱大河上下，不辞劳瘁，筑堤疏渠，积劳成疾，但他仍抱病不息，北往临清，南至邳、宿进行视察，以致一病不起......

不幸英年早逝，惠政为民其所

康熙五年（1666年）二月二十二日，朱之锡因病卒于任上，享年42岁，康熙帝谕赐祭葬。康熙十年（1671年）二月初一，此时朱之锡已去世五年。当时的总督河道、提督军务、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罗宪巡查到兖州府济宁州南关外的报功祠时，在崇祀录中没有发现朱之锡陈列其内，立即批示到山东提学道和济宁州知州廖有恒处，令其查议速报。不久后，罗宪根据济宁州申报的朱之锡的业绩，以“前任河道总督朱之锡，政绩显著，治理河政鞠躬尽瘁，百姓对其爱戴有加，应该允许将朱之锡入祠供奉，以解百姓的崇敬和思念之情。”之由上书康熙帝，请恩准朱之锡以“资政大夫、总督河道、提督军务、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之锡”入祀济宁州的报功祠中。

朱之锡治河工作可谓是披肝沥胆、尽心河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用资治通鉴里的一句话说就是“什一在署，什九在外”，“南北交驰，寝食俱废”“劳不乘，暑不盖”“夜以继日，不少休息”。一心扑在工作上，为了工作奉献了自己的生命，故后来当地也有人把朱之锡称为“清初焦裕禄”。比朱之锡晚生三百年、位于离武陟县一百多公里外的开封市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也是由于工作劳累，积劳成疾，在42岁任上去世。

朱之锡担任总督河道近十载，以勤俭为本，经营有方，河库存银由10万两增长到46万余两，存银分文不花。按朝中规定，可将5万两“余羡”赏给朱之锡本人，但他却分文不取，以至于他死后“家无余财”，所剩的仍是祖遗的三间平房。朱之锡一生为国，为了国家牺牲小家，没有直系后嗣，有一养子系其二叔过继给他。

《梅麓公行略》一文中称：“其居官清介，一切耳目玩好，无所尚。惟藏书数百卷，被服如儒生，布衣蔬食，泊如也。其接物则一本于诚，喜愠不形，遇僚属如家人。凡所指授，必委曲详尽，娓娓不倦。”

在朱之锡的墓志铭石碑上，镌刻着这样两则故事：第一则是说他在受封之日，梦见宋代名臣胡公，亲自前来恭贺。朱之锡大喜过望。一梦醒来，除了惊奇更平添了一份为国图报之心。第二则故事则说朱之锡在归省途中，渡船夜泊黄河时，梦见一金龙神送给朱之锡一个鳞纹灿灿的大鲤鱼。并对朱之锡说：“善善好了，异时当期相见。”然后，金龙神很有礼貌地辞别而去。说来也是奇遇，当夜跟随朱之锡之船随行的曹孝廉、文烩也梦见有成千上万虾兵鳖将，托举着朱之锡的大船，一帆风顺地渡过黄河。朝政大夫李之芳撰写并镌刻在朱之锡墓志铭上的这二则十分离奇又有趣的故事，从另一侧面，颂扬了朱之锡治河的惠政。

朱之锡的治河所取得的成就，保障了黄运两河的畅通，在他所任职河道总督的近十年内，并未发生大的水患，附近受惠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发展生产，清朝的社会经济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恢复。当时徐州、兖州、扬州、淮河一带群众纷纷称颂他的惠政，在朱之锡逝世后把他奉为“河神”，沿河立庙。

朱之锡去世5年际，朝廷安排画师为济宁报公祠陈列朱之锡事迹所画，目前在济宁河道总督衙门陈列馆里展示

民间对朱之锡的善政有颇多的怀念，除了把他奉为河神，三河两岸多地都建庙祭祀，其中河南安阳、荥阳等地的大王庙保留较为完好，安阳市的大王庙位于道口镇，始建于明代，现为河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庙中供奉着中国历史上五位与治水有关的先贤，即：战国李冰、南宋谢绪、明代黄守才和张居正、清代朱之锡；荥阳市的大王庙位于汜水镇北部口子村的玉门古渡，供奉着明代的谢绪、顺治年间的朱之锡、乾隆年间的黄守才三尊治河功臣像；道光二十六年，义乌县城建成“梅麓公祠”；光绪三十一年，金华府城建成“朱大王庙”；1996年，家乡族人在陇头朱三官堂旁边建了“梅麓公祠”。

供奉“朱河神”的位于河南安阳的大王庙

乾隆四十五年（1780），乾隆南下巡视河工，看到河运畅通，百姓安居乐业。念及先臣治河有功，恩准大学士、总督河道阿桂等人的奏请，追封朱之锡为“助顺永宁侯”。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为表彰他为清王朝初期所建立的不朽功勋，又为各地的春秋祭祠，先后授以佑安、显应、绥靖、昭感、孚惠、护国、灵庇、翊化、昭显等封号。雍正元年（1723年），乾隆亲派大臣主持，在河南武陟县建造黄河最大的河神庙——嘉应观，把朱之锡列为中国河神“四大王”之一，高大的朱大王塑像立在“四大王殿”中。雍正皇帝亲自写祭文，春秋祭祀，300年来香火不断。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二月，光绪在其家乡义乌建立专祠祭祀，并亲赐匾额。

雍正元年（1725年），雍正下旨在河南武陟建造“淮黄诸河龙王庙”（后改为“嘉应观”），庙成时，朱之锡被敕封为河神“朱大王”被列为“四大王”之一，在大王殿立了其塑像，每年春秋两季得以御祭。

河南北部与河北南部邯郸市毗邻的安阳市滑县，在道口镇北辛店村有一个滑县大王庙，坐落在卫河东岸大堤边上，截止到2023年，离最初的建成时间已有433年，始建时间为1590年。作者在2023年十一国庆节期间特意专程走访此处。该庙建成伊始是在明代，正殿最初摆放的是四位大王，均为治理水患功臣，清代朱之锡因为治水功勋卓著，在他去世后加进去变成五位治水大王，彰显朱之锡贡献之大。

滑县大王庙中的朱大王朱之锡像

道口镇卫河岸早年曾有两处大王庙，一南一北，南大王庙已无存，现在保存下来的大王庙是北大王庙。该大王庙坐东朝西，面向卫河，便于河内过往船只朝拜。笔者目测大运河和大王庙的距离确实很近，也就几十米。

滑县大王庙原有房屋200余间，有僧侣300余人。日寇侵占道口时，日军及汉奸扈全禄先后在此强行驻扎，并大肆拆毁庙宇，抢劫砖瓦移作它用。经此洗劫，大王庙幸留下来的只有正殿一座和僧侣住的东楼三间。

滑县大王庙全景

滑县大王庙雄伟壮观，建筑布局严密，结构严谨，装饰华丽，工艺精湛，处处显示出这一大型古建筑群的皇家气派，富丽堂皇而又庄重森严。建筑形制保存较为完好，文化内涵丰富，是研究我国明清两代文化、宗教、建筑艺术、河工漕运历史的一处不可多得的实证。

大运河滑县段又称卫河，是朱之锡的工作地点之一。卫河在战国时期称清水或清河，是黄河的故道，东汉末年曹操在此引淇水入白沟，开通区域性的白沟运河；隋炀帝时重开，在沁河左岸引沁水，开凿永济渠，南达于河，北通涿郡。永济渠与通济渠、邗沟和江南河共同构成了当时贯通中国南北的大运河。宋元时期永济渠称御河，因流经春秋时期古卫国之地，明代以来改称卫河。

大王庙在全国各地现存的应该不多了，但三河两岸还是保存下来一些，尤其是浙江、江苏、山东、山西、河南和甘肃等地，还能找到零星的踪迹，成为治理水患的见证和文化遗址。

《河防疏略》遗作，成就高光时刻

朱之锡在担任河道总督的十年期间，写下了大量的调研奏章，对治河、漕运等重大工程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建设性意见。朱之锡根据实地调研撰写的《河防疏略》数十万字，近百篇奏疏全都被朝廷采纳。《河防疏略》共20卷，乃朱之锡呕心沥血之作，文辞不激不随，可诵可法，曾数次感动皇帝，清会稽后学征沁、济南左待御史李鄞园和太守孔元起根据朱之锡遗编共同刻制而成此书，后杳无音讯。所幸的是，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利科学院专家王涌泉先生数年寻觅，终于于1978年在复旦大学找到原刻本。至此，该珍贵的文献资料才又重现人间。

朱之锡治理河务，首先传承历代治河前贤与前任好的经验，但决不胶柱鼓瑟、固步自封，而是主动实干，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他在书中一篇题为《议覆河夫征派疏》中旗帜鲜明地提出“黄河为患，自古皆然。从无一劳永逸之规，而有因时制宜之法”。

他在书中另一篇题为《两河利害甚巨疏》中提出的十大建议多有匠心独运之处，比如原来治河民工摊派是按各州县人口平均分担，那些离河较远，受益较少的州县对此颇有微词，另外一旦洪水泛滥，临时再去征发较远州县的民工，费时费力不说，还会耽误抗洪大事。朱之锡提出根据受益情况多少按比例调集地方民工，同时人员要相对固定，便于临时抗洪需要。大家都认为这样更公平合理。

会稽后学姜希辙为朱之锡的《河防疏略》作序写道：“民生并用云材，而操大利大害之权者，莫如水。古帝云：平地成天，以治水为首务。……公之勋绩，昭昭在天壤间。”朱之锡逝世后，被西河百姓敬奉为“河神”，称为“朱大王”。两河百姓纷纷沿河立庙祭祀，常年香火不绝。各儒学宦词也相继为朱之锡雕塑，称其为一代治河功臣。

朱之锡的事迹后来被载入《清史稿》，其所著《河防疏略》二十卷入编四库全书，在《二十五史》即《清史稿》（纪传体清朝正史）一书中，对朱之锡有如此评价：“明治河诸臣，推潘季驯为最，盖借黄以济运，又借淮以刷黄，固非束水攻沙不可也。方兴、之锡皆守其成法，而辅尤以是底绩。辅八疏以濬下流为第一，节费不得已而议减水。”

2015年，由水利部和国家图书馆通过联合整理水利典籍，首次大规模出版了一套10卷50分册5000万字的《中国水利史典》丛书。该书收录了中国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到 1949 年以前重要的水利史料，其中流域治理专著类就包括朱之锡写的这部《河防疏略》，书中指出：流域的综合治理在历史上一直受到重视，留下的历史文献数量最大，其中治理黄河的专著是现存水利古籍的重点……清代《河防疏略》等也都很有价值。2022年7月，曾任《中国水利史典》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的水利史研究会资深委员蔡蕃先生于《运河学研究》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中也提及了本书。

无独有偶，2023年2月，《水利史研究》杂志刊登的学者王宇谦题为《清代黄河下游的凌汛与应对》长文中，特意引用朱之锡书中的文字，并在文尾的序号9注释中特别说明出处来源于“[清] 朱之锡：《河防疏略》，《中国水利史典·黄河卷二》，（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5年，第286页。”

一生两袖清风，一生孜孜不辍

朱之锡接任河道总督之后，深感：“长河万里，鞭长莫及，惟靠各级官吏严于职守，令则必行，禁则必止。”提出“治河先治官”等著名论断，认为各级河官和地方官员都有督察举报之责，对隐瞒劣迹不报者，要追究责任。有一次视察江苏清江浦时发现当地河官借名私征商船银两，立即上疏将前任山清同知吴尚礼、现任同知刘文德革职。继续巡查到山阳，发现管理人员克扣民工的工食钱，又压低抗洪材料的收购价，贪污私分。朱之锡气愤地说：“真民生之隐痛，河政之大憝也！”马上上疏将责任人山阳县主薄郝异彦、外河经承杨世芳革职。    

在大力整治贪官的同时，朱之锡对下属官员每年举行一次“申明激劝大典”，类似于现代的“年度奖惩大会”，表彰好官，惩处贪官与庸官。在任期间，报请皇帝批准，先后表彰提升的官员就有100多人，惩处州县以上贪官污吏40多人，河政由此焕然改观。

朱之锡虽为河道总督，却“居官清介，一切耳目好玩无所尚”，日常生活非常俭朴，“被服如儒生，布衣蔬食，泊如也”。历代以来，为了治理河道，国家财政支出都非常大，抢险时更是不计代价。

作为河道总督，既要治河，又要救灾，还要保证财务不出现亏空，简直是难如登天。但朱之锡却奇迹般地做到了，他在任期间，措施得力，不仅基本确保黄、淮不出大的险情，保证运河漕运畅通，为清初稳定政局作出了一定贡献，同时精打细算，河道财政年年有余，最后积蓄竟达46万两白银之多。按当时的规定，朱之锡有五万两的“羡余”可以拿，但他却分文不取，全部还给国库，根本不做置家买地的打算，平时还经常捐出俸银用于赈灾或公益事业，因此直至去世，老家仍为三间祖传平房。这种一心为公、两袖清风的无私奉献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朱之锡十年如一日地忘我工作，为清朝的治河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去世后的几十年，黄河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大的险情，可谓是“功留坤舆，泽被群黎”。正因如此，治河有功的朱之锡，在清朝入关第一任统治者顺治当朝期间就被提拔到从一品副国级的领导岗位；康熙年间又被加封为太子少保，后又升一级为太子太保；雍正年间封为河神“朱大王”；继而在乾隆年间又追封为“助顺永宁侯”；嘉庆、同治、光绪年间再被追封……至此，在清朝入关后的总共十任皇帝中，有七任皇帝对他给予加封或追封。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魏晋时期的名臣傅玄在《太子少傅箴》中还写道：“声和则响清，形正则影直。”虽然客观环境对人有很大影响，但是内在因素才是决定事物根本之所在。从朱之锡的事迹中不难看出，践行廉洁从政的理念，关键在于修身律己。孔子在《论语·里仁》有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孔子在《论语·子路篇》则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自我品行端正了，即使不发布命令，老百姓也会去实行；若自身不端正，即使发布命令，老百姓也不会服从。朱之锡作为清朝的一名高级干部，始终坚持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做到了政治立场坚定，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严守红线底线，自觉增强“免疫力”，提升防腐拒变的本领。

朱之锡没有多余的钱置家买地，着实令人钦佩。春秋时期齐国的政治家晏子有一则故事：在晏子出使晋国之前，齐景公提出要翻新晏子的住宅，被晏子拒绝，等到晏子前往晋国，景公便更新他的住宅，晏子回国时发现已经完成，拜谢景公后就拆毁了它，重新修建，像原来的一样。晏子终于恢复他的旧宅，起初景公不允许，晏子托陈桓子去请求才准许了。

《左传·恒公十年》中也有一个故事：虞国的君主虞公，酷爱奇珍异宝，一看到宝物就想据为己有。一次，他看中了弟弟虞叔的美玉，开口向虞叔索要。虞叔不愿得罪他，便将美玉献给了他。可他并不满足，又惦记上了虞叔的宝剑，再次派人前来索取。他的贪得无厌激怒了虞叔，虞叔愤而起兵，把他赶出了都城。

孟子认为：“（不义之财）可以无取，取伤廉。”阐明了孟子对廉与贪的道德价值取向。《孟子》一书中说：“人有不为也，然后可以有为也。”做人贵在自知，处世贵在自制。谨言止语，慎行守戒，心存敬畏，才能于纷繁世间安身立命。《管子戒》中讲：“高飞之鸟，亡于贪食；深潭之鱼，死于香饵。”控制不了欲望的人，终究会被欲望毁灭。克制贪念，知足常乐，方能在诱惑重重的红尘中游刃有余。朱之锡不但没有巧取豪夺的贪念，连治河完成时按照国家规定可以将属于自己的治河经费结余收入囊中都无意留下，足以说明他的廉洁之风。

彰显现实意义，廉洁奉公楷模

朱之锡出身平民之家，从小就受到父母朴素的言传身教，深知基层百姓生活的不易，因此亲民爱民的思想始终贯穿一生。在治理河务时，爱惜民力，看到沿河两岸纤夫生活困苦，上疏立碑于道，严禁苛待，保证福利待遇；合理结合官修与民修，尽量减轻百姓负担，对参加治河的百姓，均给予一定的钱粮作为报酬；遇到饥荒年份，不仅带头捐款，而且想方设法筹集粮款赈灾，救活很多百姓，同时及时伸张正义，惩恶扬善。因此朱之锡的善政在黄、淮、运三河两岸民间广为传颂。《朱之锡文集》的作者朱中梁老先生评价他具备三高：学高、位高、功高。

2022年9月10日、11日召开为期两天的朱之锡诞辰400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笔者应邀出席并荣任筹委会副主任

全国公务员录用考试2011年申论命题以“弘扬黄河精神”写一篇文章，并要求举历史上著名的关于治河的事例，比如大禹治水、东汉王景修渠筑堤、清代河道总督朱之锡筑堤疏渠等。考试命题都能提到朱之锡，说明朱之锡在治河方面的巨大影响，也由此可见治理黄河关乎“国运”。水患曾经给黄河、淮河、运河流域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清初治河，必兼治运”，朱之锡之所以被当代铭记，在于他为治理黄河作出了历史贡献。

朱之锡治河十载，清廉勤政，鞠躬尽瘁，无私为民，卒于任上。他的丰功伟绩彪炳于《二十五史》国史及郡邑志书，煌煌可考。朱之锡的治水精神，一直流传到了如今陇头朱人“五水共治”的工作中，村中老人们直说村里300多年前就有了“河长”，而他们都为自己称是“朱总河”的后人而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笔者用16个字概括朱之锡就是：位高权重，造福百姓，国之栋梁，克己奉公。

朱之锡一生做事勤勤恳恳、为国家治河理政兢兢业业，对于当下从政的政府官员无疑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像朱之锡为老百姓做了一辈子好事的实干型政府高官，理应作为先进典型大力宣传，成为新时期下更多的干部群众了解、学习和尊崇的榜样。

改革开放46年来，我国政府的职能模式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正向宏观调控转变，特别是价格“双轨制”的取消，为减少和消除“官倒”“寻租”等腐败现象提供了重要条件。但从总体上看，还存在很多与社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之处。社会腐败之风固然与某些政府官员的思想、道德及作风有关。如果腐败之风屡禁不止，愈反愈烈，这就与制度高度相关了。《邓小平文选》293页有这样两句话：“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从某种意义上，当前的腐败主要是制度性腐败，腐败现象的产生主要根源于制度的缺陷，即市场经济转型期不可避免会产生的制度缺陷。因此，科学地探索腐败现象的深层次问题，分析其现实基础和社会根源，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从而采取相应的制度化对策，才能收到切实有效的成果。

唐太宗李世民曾对平素为官清正、生活简朴的魏徵评价甚高，魏徵去世后，李世民曾这样评价他：“古之名臣，何以加也。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朱之锡的事迹一如唐太宗比喻魏徵的一面镜子，能让当下的官员们在这面镜子前反躬自省，常怀敬畏之心，将廉洁律己作为一种责任来追求。